蒋介石末日"抢人", 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下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3个月内，蒋介石连失两位重要之臣，使他闻耗悲痛，终夜唏嘘，这一切都预示着王朝末日的来临。蒋介石决不甘心，他要继续争夺，自己得不到的也绝不能留给共产党。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人才留给共产党更是助长赤焰。无论如何，也要做拼死一搏。于是蒋介石即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胡适之，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幺？批判嘛，总没有什幺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幺下面几个人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不过，现实世界并非世外桃源，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
若从忠心对君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人才留给共产党更是助长赤焰。无论如何，也要做拼死一搏。于是蒋介石即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胡适之，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幺？批判嘛，总没有什幺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幺下面几个人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不过，现实世界并非世外桃源，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
若从忠心对君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不買蔣介石賬的前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張伯苓
張伯苓先生是南開大學的創辦者，對中國近代教育貢獻殊大，為人忠厚謙虛，頗有人緣。張伯苓有愛國激情，但卻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過於相信蔣介石是能夠救中國于貧窮落後的人，在蔣介石山窮水盡之際，他曾天真地願意助蔣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國民黨考試院院長。
1948年7月，張伯苓到南京履任後，目睹國民黨政府違反歷史潮流，尤其親歷了官場的黑暗腐敗，民不聊生，心情很不愉快。他在南京就任考試院院長不到一個月返回天津，發出國民黨政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憤慨之後不久，便以“體弱需靜養”為藉口，離開了南京考試院，避居重慶，終日深居簡出。
這段時日張伯苓從報紙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繼解放，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迅速攻克南京，並向大西南進軍，深悔一時糊塗，上了蔣介石的賊船。正在張伯苓苦悶彷惶之際，他收到南開校友來信，信上有一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看到這封信喜形於色。“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學習時的筆名，張伯苓認為，“恩來為人正直忠厚，辦事週到”。終於聽從了自己學生的勸告，決心不離開大陸。
解放前夕，蔣介石曾三番兩次到張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試院院長，要求他儘速離開重慶，去台灣和美國均可，乘飛機如有顧慮，可在機艙設臥鋪，夫人和兒媳都可以隨行。後來蔣氏又派張群和蔣經國來勸行，他都婉言謝絕了。
蔣介石第二次來，態度極為“懇切”，只要張伯苓肯走，什幺條件都答應。張伯苓低頭不語，主賓對坐無言，室中出現僵局，還是張夫人打破了沉默，對蔣說：“蔣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幺事啦！也該退休了！你讓他辭職吧！”蔣答說：“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國去休養，夫人、兒子和孫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嗎？去台灣也可以，無論去哪兒，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給想辦法！”張夫人答：“我們的3個兒子都在北方，我們哪兒也不去，他捨不得兒孫。”蔣介石見事已至此，多說也恐難奏效，又沉默了一會兒，起身告辭。張伯苓送到門外，又站了好半響，兩人仍是相對無言，蔣介石上汽車時，因心慌意亂，一頭撞在了車門框上。
張伯苓先生是南開大學的創辦者，對中國近代教育貢獻殊大，為人忠厚謙虛，頗有人緣。張伯苓有愛國激情，但卻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過於相信蔣介石是能夠救中國于貧窮落後的人，在蔣介石山窮水盡之際，他曾天真地願意助蔣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國民黨考試院院長。
1948年7月，張伯苓到南京履任後，目睹國民黨政府違反歷史潮流，尤其親歷了官場的黑暗腐敗，民不聊生，心情很不愉快。他在南京就任考試院院長不到一個月返回天津，發出國民黨政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憤慨之後不久，便以“體弱需靜養”為藉口，離開了南京考試院，避居重慶，終日深居簡出。
這段時日張伯苓從報紙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繼解放，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迅速攻克南京，並向大西南進軍，深悔一時糊塗，上了蔣介石的賊船。正在張伯苓苦悶彷惶之際，他收到南開校友來信，信上有一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看到這封信喜形於色。“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學習時的筆名，張伯苓認為，“恩來為人正直忠厚，辦事週到”。終於聽從了自己學生的勸告，決心不離開大陸。
解放前夕，蔣介石曾三番兩次到張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試院院長，要求他儘速離開重慶，去台灣和美國均可，乘飛機如有顧慮，可在機艙設臥鋪，夫人和兒媳都可以隨行。後來蔣氏又派張群和蔣經國來勸行，他都婉言謝絕了。
蔣介石第二次來，態度極為“懇切”，只要張伯苓肯走，什幺條件都答應。張伯苓低頭不語，主賓對坐無言，室中出現僵局，還是張夫人打破了沉默，對蔣說：“蔣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幺事啦！也該退休了！你讓他辭職吧！”蔣答說：“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國去休養，夫人、兒子和孫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嗎？去台灣也可以，無論去哪兒，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給想辦法！”張夫人答：“我們的3個兒子都在北方，我們哪兒也不去，他捨不得兒孫。”蔣介石見事已至此，多說也恐難奏效，又沉默了一會兒，起身告辭。張伯苓送到門外，又站了好半響，兩人仍是相對無言，蔣介石上汽車時，因心慌意亂，一頭撞在了車門框上。
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有訓接到蔣介石一連幾封加急電報，內容都是催其趕快回國，且口氣一封比一封強硬。無奈，吳有訓只好匆忙打點行裝登船返國了。吳有訓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後的慶功會上，一半以上參與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當年任教的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物理系的學生。
回到南京，蔣介石就迫不急待地讓他出任中國官方的最高學府中央大學校長。一天，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找到吳有訓家中。
杭立武先取出一大迭銀元和金圓券，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夠，還可再說，並說蔣委員長非常掛念吳，找你找得好苦。讓他儘快飛抵台灣。
杭立武臨走甩下一句話，讓吳有訓什幺時候想走就挂個電話給他，他可以幫助辦一切手續，並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和住址告訴了吳有訓。
我地下黨得知這一情況後，忙和吳有訓取得聯擊，囑咐他趕快更換住址，並儘量不要外出，住處也不告訴別人，儘量不接待來客。
又在緊張的氣氛中度過了兩個月，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終於攻克上海，吳有訓再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帶著子女，走出家門，匯入了歡迎解放軍的行列中。
當天晚上，在收聽國民黨中央電臺廣播時，嬌聲嬌氣的女播音員所播的一段話使他怔住了：“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裏有人接你……”找人啟事連續播了好幾遍，之後，每天都能聽到這一廣播，直到廈門解放為止。可見，蔣介石對沒有把吳有訓拉到自己陣營中來是心有不甘的。
茅以升被引進一間大廳，只見一個禿頂尖下頦的人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上，“噢！蔣介石！”
1949年5月15日，一輛黑色小臥車開進同濟大學中美醫院，一個身穿軍裝手持公文包的軍官，走下車來，直奔茅以升病房，進門就說：“茅博士，請你去一趟，有要事商量。”茅以升問他去什幺地方，軍官輕聲答：“金神父路118號。”茅以升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隨軍官乘車來到金神父路118號，這裡戒備森嚴，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官引領茅以升走進一間大廳，只見一個禿頂尖下巴的人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上，“噢，蔣介石！”茅以升不覺一怔。
蔣介石不等客人說話，搶先開口：“茅博士，坐、坐，召你來商談就任上海市秘書長一職之事。上海戰火已起，人心思亂，政局不穩，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聲譽的一位科學家出任秘書長，以安定人心。”茅以升面露病容，為難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進醫院，遵照醫囑需長期治療。”看著茅以升匆忙離去的背影，蔣介石無可奈何地長嘆一聲：“又一個人才留給共產黨了。”這裡面還有段小插曲。
茅以升從蔣介石處回到醫院後，我地下黨的負責人得知蔣介石要任命茅以升為上海市秘書長，趕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並讓他利用這一職位為保衛上海做件緊急工作，阻止湯恩伯在滅亡之前炸毀工廠。
就這樣，從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書長，茅以升針對湯恩伯懼伯洋大人的弱點想了一條妙計。他利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身份，在外國駐滬領事館遊說了一番，說服外國領事團起草了一份照會，禁止湯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壞外國在滬開設的工廠。這份照會措辭相當強硬，湯看後大吃一驚，盤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廠和國人工廠交錯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燒，哪分得清是誰的工廠，只得下令不得破壞上海工廠。
蔣介石若有知，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1949年6月，蔣介石已到了倉皇辭廟之日，再無真心搶救學人，裝潢門面的舉動終於被人們看透了本質，他的“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終於沒有像搶運金銀國寶一樣順利完成。據後來統計，除了胡適、梅貽琦等十幾人之外，原國民黨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陸，各研究所、大學中的圖書資料、實驗儀器則近乎100%地保存下來，新中國也由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抉擇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氣。
回到南京，蔣介石就迫不急待地讓他出任中國官方的最高學府中央大學校長。一天，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找到吳有訓家中。
杭立武先取出一大迭銀元和金圓券，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夠，還可再說，並說蔣委員長非常掛念吳，找你找得好苦。讓他儘快飛抵台灣。
杭立武臨走甩下一句話，讓吳有訓什幺時候想走就挂個電話給他，他可以幫助辦一切手續，並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和住址告訴了吳有訓。
我地下黨得知這一情況後，忙和吳有訓取得聯擊，囑咐他趕快更換住址，並儘量不要外出，住處也不告訴別人，儘量不接待來客。
又在緊張的氣氛中度過了兩個月，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終於攻克上海，吳有訓再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帶著子女，走出家門，匯入了歡迎解放軍的行列中。
當天晚上，在收聽國民黨中央電臺廣播時，嬌聲嬌氣的女播音員所播的一段話使他怔住了：“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裏有人接你……”找人啟事連續播了好幾遍，之後，每天都能聽到這一廣播，直到廈門解放為止。可見，蔣介石對沒有把吳有訓拉到自己陣營中來是心有不甘的。
茅以升被引進一間大廳，只見一個禿頂尖下頦的人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上，“噢！蔣介石！”
1949年5月15日，一輛黑色小臥車開進同濟大學中美醫院，一個身穿軍裝手持公文包的軍官，走下車來，直奔茅以升病房，進門就說：“茅博士，請你去一趟，有要事商量。”茅以升問他去什幺地方，軍官輕聲答：“金神父路118號。”茅以升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隨軍官乘車來到金神父路118號，這裡戒備森嚴，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官引領茅以升走進一間大廳，只見一個禿頂尖下巴的人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上，“噢，蔣介石！”茅以升不覺一怔。
蔣介石不等客人說話，搶先開口：“茅博士，坐、坐，召你來商談就任上海市秘書長一職之事。上海戰火已起，人心思亂，政局不穩，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聲譽的一位科學家出任秘書長，以安定人心。”茅以升面露病容，為難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進醫院，遵照醫囑需長期治療。”看著茅以升匆忙離去的背影，蔣介石無可奈何地長嘆一聲：“又一個人才留給共產黨了。”這裡面還有段小插曲。
茅以升從蔣介石處回到醫院後，我地下黨的負責人得知蔣介石要任命茅以升為上海市秘書長，趕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並讓他利用這一職位為保衛上海做件緊急工作，阻止湯恩伯在滅亡之前炸毀工廠。
就這樣，從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書長，茅以升針對湯恩伯懼伯洋大人的弱點想了一條妙計。他利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身份，在外國駐滬領事館遊說了一番，說服外國領事團起草了一份照會，禁止湯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壞外國在滬開設的工廠。這份照會措辭相當強硬，湯看後大吃一驚，盤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廠和國人工廠交錯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燒，哪分得清是誰的工廠，只得下令不得破壞上海工廠。
蔣介石若有知，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1949年6月，蔣介石已到了倉皇辭廟之日，再無真心搶救學人，裝潢門面的舉動終於被人們看透了本質，他的“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終於沒有像搶運金銀國寶一樣順利完成。據後來統計，除了胡適、梅貽琦等十幾人之外，原國民黨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陸，各研究所、大學中的圖書資料、實驗儀器則近乎100%地保存下來，新中國也由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抉擇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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