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于史无验

[原创]多难兴邦于史无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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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源出于左传，《左传•昭公四年》中有“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之语，却并无“多难兴邦”之说，盖为后世者附会。

中国作为世界硕果仅存之农业文明，其本质内敛而集权，其果能延绵二千年来而薪火相传者，盖有《韩非子》《四书五经》为君主枕边书也，而亚述、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湮于黄土，庶几在此。君主以韩非之术以行雷霆之暴，以孔孟之道而饰其残毒之实，在治必重农而抑商，重农者，固民于土者，而防其迁播四布，裹挟为流寇而犯上也；抑商者，有深意存焉，其一，无商则不富，不富则所顾者唯黄土也，饱暖又岂止思淫欲者也？必思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音乐、美术，思想蔚为大观，殊不可治；其二，商业行也，则立国之基必则肇始于公平，公平行也，则君主窃国之实何须考诸《老子》、《庄子》，三岁小儿不能欺也。且商业勃兴，迁徙必也，贩运书籍，传播文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故，古代之中国君主，为万世开太平计，必设计适度贫困之体制，而缚百姓于土地，多难，即多贫，百姓疲于奔命以求果腹，有为之君主如临如履，倘有固邦之实，然历数中华四千年文明史，堪称治者，三个指头可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何也，盖历史数百名皇帝，除开国之君尚有所作为之外，其子孙荒唐可笑者，在在皆是，而指望此君主兴邦，无异于守株以待兔，缘木而求鱼。

有此治国之术，社会财富必壅塞而不至惠于万民，皇亲国戚肉林酒池无足餍其欲，百姓绳床瓦灶不能偷其生，权贵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渔阳鼙鼓动地之日，则为王纲解钮之时，治乱兴替相代乎前，此为华夏一治一乱之病源也，正合乎黄炎培延安之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所谓伟大复兴，实不知复到何处是好。

中国农业文明之弊，虽以老子、庄子、孔子之智而弗能劝，对途穷之农业文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或曰“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而不知当其世，有一阳刚俊伟之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城邦国家地处地中海，多山地，物资匮，必通商以利己，通商，必立国于自由与民主之基，此为蓝色文明，为自由计，斯巴达300勇士于温泉关死战波斯王薜西斯之数十万大军；为民主计，设立选举制度，推举执政官，此制度下，波斯、小亚细亚、印度俱伏于希腊锋镝下。

然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兴，难起多矣，自是希腊文明覆灭旋踵之间而已。 拜占庭王朝为西方文明之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而１２０４年４月１３日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时，伟大文明就此陨落，更无昔日之盛，曷言多难兴邦！

多难兴邦，验于其国尚无能自圆其说，放之于四海验者尤寡，然则此说，无非励志之言而矣，而冀之以图强求盛，谬矣。

考诸世界文明，兴邦者，唯德先生、赛先生之提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