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末日将临决定抢人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下

蒋末日将临决定抢人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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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3个月内，蒋介石连失两位重要之臣，使他闻耗悲痛，终夜唏嘘，这一切都预示着王朝末日的来临。蒋介石决不甘心，他要继续争夺，自己得不到的也绝不能留给共产党。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人才留给共产党更是助长赤焰。无论如何，也要做拼死一搏。于是蒋介石即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胡适之，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幺？批判嘛，总没有什幺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幺下面几个人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怕吃小米，恐买不到进口安眠药，陈寅恪才随胡适一道南迁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不过，现实世界并非世外桃源，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

若从忠心对君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张伯苓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过于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救中国于贫穷落后的人，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履任后，目睹国民党政府违反历史潮流，尤其亲历了官场的黑暗腐败，民不聊生，心情很不愉快。他在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不到一个月返回天津，发出国民党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愤慨之后不久，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这段时日张伯苓从报纸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攻克南京，并向大西南进军，深悔一时糊涂，上了蒋介石的贼船。正在张伯苓苦闷彷惶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看到这封信喜形于色。“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幺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幺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响，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介石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东躲西藏的国民党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



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蒋介石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且口气一封比一封强硬。无奈，吴有训只好匆忙打点行装登船返国了。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回到南京，蒋介石就迫不急待地让他出任中国官方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校长。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

杭立武先取出一大迭银元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再说，并说蒋委员长非常挂念吴，找你找得好苦。让他尽快飞抵台湾。

杭立武临走甩下一句话，让吴有训什幺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告诉了吴有训。

我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住处也不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

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时，娇声娇气的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他怔住了：“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找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之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可见，蒋介石对没有把吴有训拉到自己阵营中来是心有不甘的。

做了整整10天上海市秘书长的茅以升



茅以升被引进一间大厅，只见一个秃顶尖下颏的人坐在一张高靠背椅上，“噢！蒋介石！”

1949年5月15日，一辆黑色小卧车开进同济大学中美医院，一个身穿军装手持公文包的军官，走下车来，直奔茅以升病房，进门就说：“茅博士，请你去一趟，有要事商量。”茅以升问他去什幺地方，军官轻声答：“金神父路118号。”茅以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军官乘车来到金神父路118号，这里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只见一个秃顶尖下巴的人坐在一张高靠背椅上，“噢，蒋介石！”茅以升不觉一怔。

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召你来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茅以升面露病容，为难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看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这里面还有段小插曲。

茅以升从蒋介石处回到医院后，我地下党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件紧急工作，阻止汤恩伯在灭亡之前炸毁工厂。

就这样，从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书长，茅以升针对汤恩伯惧伯洋大人的弱点想了一条妙计。他利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在外国驻沪领事馆游说了一番，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盘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厂和国人工厂交错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烧，哪里分得清是谁的工厂，只得下令不得破坏上海工厂。

蒋介石若有知，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949年6月，蒋介石已到了仓皇辞庙之日，再无真心抢救学人，装潢门面的举动终于被人们看透了本质，他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100%地保存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